《儒家與韋伯的五個對話》



經濟倫理的對話

財富思想的對話

支配類型的對話

理念類型的對話

決策倫理的對話



《儒家與韋伯的五個對話》為跨越政治、經濟、宗教與方法學等領域的思想史學術創作。葉仁昌教授累積了將近三十年的思考與體會，很大膽並充滿創意地，對儒家與韋伯（Max Weber）開展了五個批判性的對話。包括了清教徒與東亞的經濟倫理、欠缺無限利潤心的儒家財富思想、道德型正當性的支配類型、義利之辨的四種理念類型，以及何不曰利的決策倫理省思。藉此，不只重構了韋伯若干論述的框架，也爲儒家提供了新視角下的不同詮釋。



韋伯是一位經典的大師，葉仁昌教授卻不只具體地指出韋伯對儒家的理解盲點，還應用韋伯的方法學來新論儒家，更試圖補足韋伯對儒家在研究上的遺漏，完成韋伯未竟的探索，甚至重構韋伯有關支配類型的框架。當然，在這樣的過程中，儒家也因為新的視角而得到了不同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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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介紹

  
  
  
  
  葉仁昌
  
  1957年出生於澎湖。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博士。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系退休教授，仍兼授中國政治思想史、政治社會學以及中國管理哲學等課程。主要著作有《五四以後的反對基督教運動》、《邁向台灣神學的建構》、《儒家的階層秩序論：先秦原型的探討》、《獨唱的男人：隨想手札》等。
  
  

儒家與韋伯的五個對話－目錄導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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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第一章：經濟倫理的對話：入世抑或現世？
  
  前言：儒家不利於近代資本主義？
  
  一、理論與思辯層次的質疑：內在超越說
  
  二、經驗與實踐層次的質疑：通俗儒家說
  
  小結：韋伯有錯，但仍站在那裡！
  
  
  
  第二章：財富思想的對話：無限利潤心？
  
  前言：經濟倫理的重大遺漏
  
  一、貧窮不是美德的條件
  
  二、士君子同樣可以求富
  
  三、道德對財富的主體性
  
  四、中庸式的財富階層說
  
  小結：儒家欠缺無限利潤心
  
  
  
  第三章：支配類型的對話：道德型正當性
  
  前言：以韋伯的架構為參照
  
  一、儒家有正當性觀念嗎？
  
  二、儒家與法制型支配
  
  三、儒家與傳統型支配
  
  四、儒家與卡理斯瑪支配
  
  小結：道德型正當性的試擬
  
  
  
  第四章：理念類型的對話：義利的四種模式
  
  前言：純粹類型的應用
  
  一、取代模式：「以義斥利」
  
  二、條件模式：「先義後利」
  
  三、化約模式：「義即公利」
  
  四、因果模式：「義以生利」
  
  小結：義利的雙重定位
  
  
  
  第五章：決策倫理的對話：何不曰利？
  
  前言：高明巧思下的難題
  
  一、危險引信：衡量利弊得失
  
  二、政策意圖與結果的不一致
  
  三、狂信下的手段與後果問題
  
  小結：利益思考的必要性
  
  
  
  參考書目
  
  

序言



自從研究生的時代以來，就被韋伯（Max Weber）所深深吸引。而在漫長的學術生涯中，好幾次驚覺自己的思索竟跳不出他的脈絡和手掌心。從來沒有一個學者這樣緊扣住我，又對我影響如此之深。



至於儒家，我在欣賞西方思想之餘，向來對它不屑一顧。只是基於教學和升等的需要才去探其究竟。初衷原本旨在批評，論證的結果卻出乎意料地，屢屢發展出對它的許多肯定。



二、三十年來，我就一直在儒家和韋伯的世界裡，深呼吸、困惑、驚訝和嘆息，這裡碰撞突破一下，那裡又摸摸鼻子回頭。這一本書《儒家與韋伯的五個對話》代表了一個探索的總結，也應該是我個人學術生涯的某個高峰。我自信對韋伯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以及別出心裁的應用；而我對儒家的詮釋也不拘泥於古意和標準答案。我期待能扮演一座橋梁，連接儒家和韋伯，並因此展現出各自不同的面貌和新意義。



用心的讀者不難發現，在儒家與韋伯的對話交錯中，我這本書的一個特點就是很「大膽」。韋伯是如此經典的大師，而我卻不只具體指出他對儒家的理解盲點，還應用他的方法學來新論儒家，更試圖補足他對儒家在研究上的遺漏，完成他未竟的探索，甚至重構韋伯有關支配類型的框架。當然，在這樣的過程中，儒家也因為新的視角而得到了不同詮釋。



這些「大膽」應該算是一種新創和突破吧！當然，批評和爭議也必然是難免的。但是否成功、又有多少貢獻呢？就交給讀者自己評估了。不過我深知，有某些社會學者自認為韋伯是他們家的專長、甚至是勢力範圍，以至於光是看到這本書的標題，恐怕就讓他們反感和不爽了。對於這種目光如豆又自以為是的學術生態，我已習以為常，半吊子的韋伯「專家」太多了。我唯一想提醒的是，韋伯不僅是社會學家，同時也是精湛細膩的歷史學家，以及經典級的思想家。而我將儒家與韋伯相提並論，也不是我的硬拉亂扯，而是韋伯自己深感興趣、多次提及，又引致爭議或語焉不詳的重大課題。



在本書討論的五個對話裡，其中有三章的基本骨幹曾經發表在中央研究院的《人文與社會集刊》、台北大學的《行政與政策學報》，以及臺灣大學的《政治科學論叢》，它們是三篇TSCCI等級的論文。這當然已經是一種肯定了。但我更期待的是，將它們整合在本書的一個新架構裡時，讀者能從中看到一個更廣闊、更有意義的視野與突破。迄今，在中文的出版品裡，我還沒有看過其他學者做過類似的事情，或有任何一本對儒家與韋伯進行比較系統性對話的著作。希望讀者能在閱畢本書之後，體會這是值得進一步開發的課題。



不過要向讀者抱歉的是，由於筆者對德文外行，無法採用韋伯的德文原典。但所幸的是，已有若干中英文譯本在學術圈中有相當評價、嚴謹，並一再審訂。雖然從德文專業來看，這些中英文譯本仍有一些爭議，但就筆者所引用的部分而言，其正確性應該大致是可以接受的。



這本書能完成、歷經漫長而嚴格的審查並由聯經出版公司出版，我要感謝的人太多了。不過，寫漏了，有歉疚；寫多了，是累贅，就都略過吧！幾十年來，我一直是獨行俠的特質，從不呼朋引伴，也沒有多少黨友；我唯一有的就是自得其樂。2013年初，我從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系退休了，但還兼任「中國政治思想史」的課程。很多人以為該享清福了，但對我而言，退休只是為了擺脫評鑑下「學術自我」的疏離，是為了重拾知識分子的尊嚴與使命。不退休，人生恐怕只剩下評鑑；退休了，寫作的人生才真正啟動。



這本書的完成和出版，就我個人來說，正代表了這樣一個里程碑。它既是我過去漫長學術生涯的一個探索總結，同時也標示著我的一個使命新階段的起點。上路吧！

第一章：經濟倫理的對話：入世抑或現世？
前言：儒家不利於近代資本主義？
韋伯的力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代表了一個重要意涵，即將馬克思（K. Marx）的唯物史觀徹底倒轉，改從精神層次的思想信念入手。韋伯一方面希望人們「理解觀念是如何成為歷史上的有效力量」（Weber著，1991：68），但同時卻拒絕成為一個文化決定論者（1991：146）。長久以來，韋伯對於思想背後的歷史發展和社會基礎，始終予以高度重視並大量論述，稱之為文化決定論或唯心論者，實為最嚴重的扭曲。舉凡貨幣、城市、行會、科層組織、親屬結構和法律，都經常密集地出現在韋伯的討論中。但無論如何，韋伯至少高張了經濟發展背後的文化因素。
然而，當場景移到了深受儒家文明所影響的東亞，為何東亞會在現代化中歷經了讓全球稱羨的經濟奇蹟？當然，若干國家政策、經濟要素與國際條件都是關鍵，但其中沒有文化因素嗎？若是有，是否即為儒家倫理？遺憾的是，早已在20世紀初，韋伯就斷言了作為文化因素的儒家對近代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利。雖然韋伯並未認為儒家是阻礙近代資本主義在中國發展的唯一因素，甚至也沒有說它是最重要的關鍵因素。但韋伯是怎樣論證的呢？而他的此一斷言是否正確呢？
以韋伯的學術分量，此一斷言當然激起熱烈的討論和質疑。它可以是本書展開儒家與韋伯對話的最重要切入點。在以下的篇幅中，筆者將逐一析論兩種不同的主要質疑。其一是從理論與思辨層次來駁斥的，它訴諸儒家的內在超越性；其二則是從經驗與實踐層次來挑戰的，主張一種所謂「通俗的儒家」（Vulgar Confucianism）。

壹、理論與思辨層次的質疑：內在超越說
先來說第一種質疑，它認為韋伯錯誤地看待儒家在個人與世界之間缺乏緊張性，因而低估了其自傳統與因襲中解放、並發展出經濟理性主義的力量。

一、觀點與論證的鋪陳，韋伯說了什麼？
原本，韋伯的相關論證是從對比西方中世紀的修道主義以及「出世」精神開始的。他指出，諸如喀爾文主義（Calvinism）的基督新教，在信仰態度上呈現了一種獨特精神，即所謂的「入世制慾」（inner-worldly asceticism）。簡單地說，就是將信仰中的敬虔落實在日常生活的具體行為中，而不是在修道院裡冥思祈禱。韋伯很傳神地描繪道：
最初逃避塵世，與世隔絕的基督教禁慾主義已經統治了這個它在修道院裡通過教會早已宣布棄絕了的世界……現在，它走出修道院，將修道院的大門「呼」地關上，大步跨入生活的集市，開始把自己的規矩條理滲透到生活的常規之中，把它造成一種塵世中的生活，但這種生活既不是屬於塵世的，也不是為塵世的（1991：122）。
許多人以為，伴隨著宗教改革的解放，僧侶在地位和生活方式上已經被消滅，而信仰也從規條戒律中掙扎而出了。但事實上，宗教改革的真義，至少就清教徒而言，是現在每一個信仰者都必須終生成為僧侶了（1991：95）。人必須理性地摧毀衝動性享樂，並有條不紊地控制日常生活事務，完全為「榮耀神」這個目的所支配（1991：92-93）。
這其中所蘊含的，是一種反對「出世」卻又不「屬世」（of the world）的「入世」（in the world）精神。他們積極地肯定今生此世，拒絕將自己龜縮封閉在教會、修道院或沙漠曠野之類的宗教溫床裡。即便今生此世充滿了墮落的誘惑，都當堅定地面對而後去改造它，將原本淪為罪惡奴僕的世界轉化為對上帝的榮耀。拒斥逃遁固然可以一時成就信徒個人的聖潔，但它卻容讓污穢與罪惡在他人和世界中繼續存在。這毋寧是一種獨善其身的自私。真正的途徑應該是「擄掠仇敵」；它不僅在消極上不容許今生此世再作「罪的奴僕」，更積極地予